2020年，境内外疫情继续，跨境电商作为我国进出口买卖新业态，因其线上买卖、非触摸式交货、买卖链条短、通关快捷等优势，事务量快速增加，成为海关稳外贸的重要抓手。据海关核算，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1.69万亿元，增加了31.1%，其间出口1.12万亿元，增加40.1%，进口0.57万亿元，增加16.5%。其间，经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处理途径验放进出口清单达24.5亿票，同比增加63.3%。
伴随着跨境电商事务量的快速增加，跨境电商范畴私运违法危险也日益突显。本文谨以法院揭露的裁判文书为根底，剖析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私运违法案子概略和特色，以期从律师专业视角梳理该新式职业触及的私运违法危险和法院判罚状况，为跨境电商从业者和法令服务者供给参阅和学习。
收集样本文书类型及数量：一审判定书15份，二审裁决、判定书5份，共触及15家被告单位、48名被告人。
跨境电商私运违法案子现在尚属新类型违法，案子查发至法院宣判的周期遍及较长，现在裁判文书网发布的2020年跨境电商私运违法一审判定书15份，二审裁决、判定书5份。详细案子信息如下：
触及全国7个省份，其间广东12份、浙江2份、河南2份、四川1份、重庆1份、山东1份、广西1份。
从案子判定地域散布来看，广东区域仍是跨境电商私运违法案子的高发、频发地带。
伪报买卖性质方法、伪报品名和低报价格，仍是现在跨境电商私运最首要的违法形状。上述事例遍及存在将不契合享用跨境电商优惠税率的产品，经过跨境电商买卖途径在年度和单次买卖限值内下单订货，享用优惠税率进口，或许在此根底上低报价格，经过低报价格进一步偷逃关税。
事例一：广东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吕某、赵某私运一般货品一案（2020粤07刑初26号），就归于典型的伪报买卖性质方法，使用跨境电商途径私运事例。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16日，被告人吕某与赵某经商议后注册建立广东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吕某任公司法人代表，赵某为公司股东，并取得了跨境电商途径和跨境电商企业资质。江门市某跨境世界货运署理有限公司、某投资有限公司、江门某时物流有限公司等物流公司在境外揽货后为偷逃税款，使用广东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跨境电商途径和跨境电商企业资质，并托付其伪构成跨境电商直购事务，向海关推单私运入境。2016年8月4日至2019年4月28日期间，广东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选用上述方法协助物流公司私运进口各类产品，偷逃税款1555万元。
事例二：杭州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嘉兴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私运一般货品罪一案（2020浙01刑初36号），亦兼具伪报买卖性质和低报价格的违法特征。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2月，具有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从业阅历的被告人丁某、裘某等人一起建立了杭州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开展事务期间，杭州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实践操控人丁某、裘某在明知跨境电商应契合买卖单、物流单、付出单“三单一起”，且依照实践买卖价格作为完税价格申报的状况下，为获取不合法利益，抉择将在不同途径现已成交的产品、行邮物品等信息导入其公司名下的跨境电子商务买卖途径“邮鹿跨境购”，做低报处理后在途径上生成虚伪的买卖单据，又经过与付出公司协作以循环付出等方法构成虚伪的付出单据，经推送以上虚伪信息向海关申报，终究经过跨境买卖电子商务零售进口途径以低报价格、伪报买卖性质等方法施行私运违法。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该杭州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多家公司合谋，偷逃税款算计2074万元。
跨境电商私运违法作为私运违法的一种，涉案人员自立案侦办至判定期间往往会面对刑事拘留、拘捕等拘押型刑事强制措施。如被选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不仅仅意味着涉案人员能够暂时取得人身自在，更反映了侦办、检察机关关于案子性质、严峻程度、当事人情绪、社会危险性，乃至未来量刑等方面的开始确定。经过合法的途径争夺取保候审应该是刑事拘留的涉案人员及家族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经核算，上述20宗案子触及被告人48名，其间29人审判前被选用拘押型强制措施，占比60.5%；19人在审判前被取保候审，占比39.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被取保候审的19人无一例外均是在侦办阶段被取保候审，但其间6人在法院审理阶段被决议拘捕并悉数判处实刑，占比31.5%。这说明在侦办阶段取保候审后仍是存在被从头拘押并判处实刑的或许性，不同办案部分，对同一案子中同一涉案人员在适用强制措施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审判前一向被拘押的29人，其间4人经法院审理后被适用缓刑，占比13.8%。
依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矩，单位和个人均能够成为私运一般货品、物品罪的主体。关于同一个人既施行个人私运违法，又作为单位中直接担任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施行单位私运违法是否需求数罪并罚的问题，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争议。
事例三：陈某昌、陈某光私运一般货品罪一案（2019粤04刑初65号、102号），审理法院对该问题予以了正面回应。
审理法院以为，被告人陈某光、陈某昌作为被告单位淘某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施行了私运一般货品违法，此外，两被告人还以自然人身份与光某公司一起施行私运一般货品违法。尽管两被告人施行的两种违法罪名相同，但因二者在违法主体、违法的片面要件、客观要件等违法构成方面具有实质不同，显着归于两种违法，因而，应对两被告人以犯（单位）私运一般货品罪和（个人）私运一般货品罪数罪并罚。
经核算，上述15家被告单位、48名被告人，其间2家被告单位和2名被告人选用“无罪辩解”战略，但均未被法院选用。
事例四：西昌某实业有限公司、赵某私运一般货品罪一案中（2019粤04刑初93号），赵某的辩解律师宣布辩解定见以为，指控赵某“将本应以一般买卖进口的蓝莓干等，使用跨境电商途径优惠税率方法私运进口或直接进口用于出售牟利”缺少法令依据。在案依据能够证明，赵某均以实在品名申报，涉案蓝莓干等并未被我国现行法令、法规规矩有必要以一般买卖方法进口。其次，海关总署2018年12月10日出台的《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产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2018年第194号文）第二十九条规矩，“对使用其他公民身份信息不合法从事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事务的，海关按私运违规处理”。上述文件出台后才确立了跨境电商进出口产品制止二次出售和制止使用别人身份信息的准则，而在此之前并未有相关法令、法规对此进行规矩。依据“法不溯及过往”的准则，赵某的行为产生在上述文件出台之前，不能确定赵某片面上有违背法令制止性条款的违法成心。
法院审理后以为，客观上赵某施行了诈骗的行为，违背了跨境电子商务仅适用于公民个人消费的规矩；片面上具有偷逃关税的成心；因其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已触犯刑律，应当以私运一般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关于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产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溯及力的问题。法院以为，该《公告》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公布的法令或司法解释，不归于刑法的根由，并不存在溯及力的问题。何况，法院也并非依据该《公告》确定本案构成私运违法的。
在其他13家被告单位和46名被告人均选用“罪轻辩解”的战略，首要辩解定见和争议焦点均集中于是否自首、主从犯的确定、一罪仍是数罪、是否单位违法、是否认罪认罚、是否自动退赃和预缴罚金等传统刑事案子辩解方向。其间有2家被告单位和2名被告人提出偷逃税款计核、税率适用过错等传统海关法范畴问题，但均未获法院选用。
事例五：郑州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刘某私运一般货品罪一案（2019粤01刑初21号），辩解律师提出海关关税部分计核偷逃税款税率适用过错，应就低适用协议税率的问题。
法院审理后以为， 2016年、2017年的婴幼儿奶粉的暂定关税均为5%，新西兰的婴幼儿奶粉的协议税率为0。依据关税收费规矩，假如既有暂定关税，又有协议税率的，应从低适用。但依据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在买卖协议项下进出口货品原产地处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矩，适用协议税率有必要向海关申报，并供给由新西兰授权组织签发的有用原产地证文正本、货品的商业发票正本、装箱单及其他相关运送单证，如无法供给上述材料，将不适用协议税率。而本案奶粉均为水货客承包的奶粉，经过跨境电商方法私运入境，未向海关照实申报并供给原产地证书以及发票、装箱单等材料，故不能适用协议税率，而应按暂定税率计核偷逃税款。综上，关税部分核定偷逃税额并不存在适用税率过错的问题。
依据我国《刑法》规矩，跨境电商私运涉嫌私运一般货品、物品罪这一罪名。私运一般货品、物品罪科罪量刑的首要依据即为“偷逃应缴税额”，此金额的核算触及私运行为产生时间、私运货品数量、品名、归类、价格、原产地、海关税率方针等许多问题，归于海关法范畴内专业技术含量较高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检法等部分较为尊重海关作为主管部分的定见。非通晓海关法令事务律师，往往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辩解定见，难被法院选用。
经核算，上述20宗案子，有5宗为二审上诉案子。上述5宗二审上诉案子中，有3宗二审法院直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2宗作了必定的改判，但仅限于对追缴违法所得和罚金刑原判显着不妥的，二审法院直接予以改判。关于上诉人科罪量刑部分均维持原判。
事例六:高某、周某私运一般货品罪一案（2020鲁刑终115号），一审法院对高某、周某判处高达329万和172万元的罚金刑。本案上诉后，二审法院以为，依据《处理私运刑事案子适用法令若干问题的定见》第二十二条的规矩，审理一起私运违法案子时，对各一起违法人判处分金的总额应把握在一起私运行为偷逃应缴税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本案一审法院已确定为单位与自然人一起私运违法，并依据核定的偷逃税额，对上诉人高某、周某别离判处分金329万元和172万元，尽管罚金数额在法定起伏之内，但鉴于二人在私运违法活动中实践获利较少，仅获取部分“代工费”，又系从犯，因而一审所判罚金数额显着不妥，依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准则，应予纠正。故判处高某罚金30万元，判处周某罚金15万元。
上述20宗案子中的15家被告单位和48名被告人，大部分都存在自首、认罪认罚、预缴罚金、从犯等从轻、减轻处分情节。从裁判成果来看，15家被告单位别离被判处10万元至2100万元不等的罚金；48名被告人别离被判处1年6个月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间18人被适用缓刑，占比37.5%；部分判定中一起呈现没收赃物、资产等处分。
从上述20宗案子的判罚状况来看，能够给职业从业者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刑拘后“37天”内，是当事人能否取保候审的黄金时间和时机窗口，一旦错失要到审判阶段窗谈锋或许从头敞开；二是在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后，无罪判定概率极低，“罪轻”辩解战略往往会优于“无罪”辩解战略；三是尽管现在二审整体改判率低，但就电商私运案子来讲，对判罚显着不妥的罚没罚金类惩罚，只需理据充沛，部分改判的或许性仍是很高；四是单位私运违法和个人私运违法，《刑法》规矩了不同科罪量刑规范（仅限私运一般货品、物品），关于单位私运违法中的相关人员的判罚显着轻予个人私运违法；五是伪报买卖方法，在国内集货二次出售是当时电商私运案子的首要方式，单纯“推单”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虽存在争议，但不容乐观。回来搜狐，检查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