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电信诈骗相较于常规的电信诈骗，其核心差异在于犯罪行为的地理位置跨越了国界，这一特点直接引发了取证过程变得尤为复杂，同时也加大了侦查工作的阻力和挑战。为解决境外取证难问题，202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该司法指导意见，在真实的操作中，对某些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司法证明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以加强打击跨境犯罪的司法力度。这一变化相应地为刑事辩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这是本次《意见》最大的亮点，也是解决司法实践难题的实际的需求。跨境电诈案件存在参与人员众多、犯罪链条长、涉案金额巨大等特点，诈骗资金进入一级卡后往往会被迅速转移，经过多级转账、多人“跑分”之后，诈骗资金对应的具体被害人及其被骗数额已经难以查实，这就造成了跨境电诈案件犯罪数额认定难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意见》第5条规定，此种情况下能够准确的通过账户交易记录、通讯群组聊天记录等证据，结合嫌疑犯、被告人供述，综合认定犯罪数额，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跨境电诈案件中即使无法对应到具体被害人，只要客观证据能够证明某笔款项为嫌疑犯、被告人诈骗所得，该笔款项就可能被计算到嫌疑人的犯罪数额中。由此可见，律师今后办理跨境电诈案件应当讲究精细化辩护，将每一笔款项对应的言词证据、证人证言、书证、电子数据等证据逐一梳理比对，以审查犯罪数额的认定是否准确客观。

  同时，对于跨境电诈集团及其每名成员具体对应的犯罪数额，《意见》规定，跨境电诈集团的犯罪金额能够准确的通过该犯罪集团从其管理控制的犯罪团伙抽成分红或者收取费用的数额和方式折算。查明犯罪集团犯罪数额后，即使未查清各嫌疑犯、被告人具体参与的犯罪数额，也可考虑其在犯罪集团、犯罪团伙中的地位作用、参与时长、与犯罪事实的关联程度，以及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确定其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上述规定表明，参加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的嫌疑犯、被告人无法再以“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对其具体参与的犯罪金额进行抗辩，而应以客观参与犯罪程度的轻重承担对应的刑事责任。

  此外，《意见》重申了202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电诈意见（二）》）中以情节严重程度而非犯罪金额确认基准刑的标准，强调在嫌疑犯、被告人犯罪数额难以查证的情况下，可以以其一年内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者多次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作为诈骗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依据，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意见》删除了《电诈意见（二）》中关于行为人应当“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规定，表明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内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也应当适用上述量刑标准。

  如果通过提供犯罪场所、条件保障、武装庇护、人员管理等方式管理控制犯罪团伙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且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符合《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即使组织者、领导者未到案或因死亡等法定情形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也不影响犯罪集团的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等案件之所以要求从严惩治，根本原因在于该类案件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诈骗集团往往紧跟国内社会时政民生热点，不断翻新诈骗手段，甚至根据非法获取的精准个人隐私信息量身定制诈骗剧本，实施精准诈骗，让人防不胜防。一旦被骗，被害人少则损失几千元，多则倾家荡产，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一些被害人甚至因此家破人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司法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一直格外的重视追赃挽损工作。

  本次《意见》进一步强化了追赃挽损的力度，其中第3条提出，要充分运用财产刑，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得利。第15、16条进一步强调，在查询到嫌疑犯、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后，应当依法及时进行查扣冻，即使逃匿境外或者死亡的，也应当适用违法来得到的没收程序。由此可知，除了量刑辩护之外，对于涉案财物的性质、权属、是否应当查扣冻、是否应予追缴、没收或者责令退赔等问题也有几率会成为此类案件今后辩护的重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执行异议及案外人异议案件也将增多。

  主动或者经亲友劝说后回国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如果可以查实，行为人在境外诈骗园区内并未参与诈骗团伙中从事网络连线、捏造事实欺骗他人、收取赃款等工作，而只是从事买卖商品、运送货物等一般工作。即使客观上为诈骗团伙的日常生活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也只属于中立的帮助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在进入诈骗窝点，但没证据证明有诈骗行为的前提下，实际加入境外犯罪窝点的确切时间难以查证，扣除合理路途时间后，累计时间短于30天，不认定为诈骗。

  上述罪轻辩护情节的前12项较为显著，在司法实践中，有客观证据可予以佐证，争议较少。关于是否属于“受胁迫”，争议较大，需要出示较为有力证据予以证明。若当事人在参与境外电信诈骗活动中，能够与外界保持自由联络，或者被胁迫后又积极主动实施犯罪的，一般不能认定为“受胁迫”。